和他们站在一起
——我的人生导师
王爱燕 外国语学院
五月一日晚上，我和初中时代的同学李萍经过无数周折，找到了我们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刘丙寅老师。刘老师已经八十九岁，但近三十年的岁月似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依然是亮亮的脑门，雪白的头发，不高而微胖的身形。他抱歉地说，不记得我们的名字了。我和李萍做了自我介绍，说起上学时的事情，李萍说起当时的刘老师特别敬业，改作文十分细心，还会把我们写得好的作文贴在墙上。我记得有一次他把我的作文用毛笔誊写在大白纸上，贴在教室外面的山墙上。我心里既得意又难为情，趁没有人的时候去看了一遍，发现里面改了很多。还有一次老师在课上表扬我的作文，我在周记上写道：老师表扬我，并不是因为我写得多么好，可能是因为别人写得更不好吧。老师的批语是：你说的对。
我一生中受教于很多老师，真正影响我一生的，主要有两位，刘老师是第一个。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作为远征军赴印缅战场。教我们时他六十岁，马上要退休，但总是衣着得体，风度翩翩。他阅历丰富，谈吐优雅又幽默亲切，对学生和教学热心又尽心。受他影响，我和我们班大多数同学一样，爱上语文课，爱上作文。更重要的是，他鼓舞我，却没有让我飘飘然失去自知之明。
还有一件和刘老师有关的事，我几乎从未向人提起，却从另一个角度影响了我一生。一次在学校的地里劳动，我们几个女生以为老师没注意，偷了些豆子藏在衣兜里，结果被刘老师发现。我们拼命跑回宿舍里，插上门，胆战心惊地躲在被子底下（现在想来，真是几只幼稚可笑的鸵鸟啊）。刘老师没有穷追不舍，以后也没再提起。但是在那短暂但又漫长得可怕的“逃亡”和躲藏过程中，我内心里发生着激烈的审问和辩解。“为什么偷豆子？”“大家都在偷嘛……”“别人偷你就偷吗？别人做坏事你就做坏事吗？” 在今后岁月中，每当面临“大家都这样”的犹豫纠结时，那一幕就栩栩如真地跃出来，头脑中虚拟出的刘老师的严厉质问，成为我一生自省自律的警钟。
另一个影响我的是李自修老师。在读研之前，我曾担任高中老师。年复一年置身于应试教育，我越来越迷惘，对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越发怀疑。进入山师之后，我焦灼地渴望一个人生向导，一位良师益友。李老师是老北大毕业生，他的老师张谷若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弟子，承续了老一辈知识分子严谨博雅、端方正直的传统。文革期间，他秉承“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在整个民族陷入政治狂热和派系纷争之时，清心自守，于深夜无人之际，借案头一盏小灯，默默将手头的几本英文小说译成中文。文革结束后，各行各业恢复正常，出版社到高校找米下锅，李老师拿出他几年内呕心沥血的译作，出版社如获珍宝，立即编辑付梓。
关于李老师，有这样一件轶事：当时新上任的校长(大概是数学家管梅谷)派秘书坐车去接他，半路上告诉他，因为他教学科研出类拔萃，在系里德高望重，校长想请他出任外文系（那时外语系还没有膨胀成学院）主任一职。这对许多人是求之不得的，可李老师立即说：我不具备担任领导的能力，请转告校长，另找其他更能胜任的老师。说完他坚持下车，也不要他们用车送，自己走回家去。相信自己的内心，不随波逐流，不贪恋名利，是李老师教给我的重要一课。
我就读山师时，李老师已经退休，但依然带学生，给我们上课。他温文儒雅，身材高而消瘦，头发已经全白。讲课声音不高，语速平缓，发音流利而地道，用词精确而典雅，授课内容精彩充实，旁征博引，又绝无废话。他带的研究生很幸福，压力也很大。我们大多数人一学期见不到导师两三次，但李老师给他的学生指定必读书目，每周和学生面谈一下午，谈论读书的心得，坚持不懈。入学时水平相当的学生，如此三年下来，毕业时天悬地隔。在我所知道的几届学生中，考上博士的学生基本都是李老师指导的。
李老师给人的印象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待学生热情亲切，但并不是毫无原则的滥好人。了解李老师的学生深膺他谦和睿智，遇到学习、处世上的困惑都会向他请教，他都热心耐心地帮助我们。我们去他家拜访，他总要送出门来，有时送到楼下，目送我们离去才回屋。高尚的人品令人敬也令人畏，故而从没有人敢向他提非分的要求。关于这一点我深感佩服，也自愧不如。我在山师的时候，一个我教过的学生在济南上大学，有一天她到宿舍找我，提出一个令我瞠目的要求——让我代替她考英语四级。我一口回绝，事后怒气难平，反思良久：为什么我的学生竟会向老师提这样无理的要求？是不是因为我只教了她知识却忽视了品行的教育？这件事也成为我日后进入高校时时提醒自己的一点：教育是教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做人，否则可能会造就一些没有原则的人，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甚至是挟才以为恶的小人。
三人行，必有我师，指导我人生道路的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像王凤仪，清末民初时期的一个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靠观察和思考悟出人生的道理，靠知一善则行一善的踏实实践，靠滴水石穿的信念和星火燎原的热情，感召无数人以善意忖度别人，从而形成社会的良性互动。像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发起人李英强和其他热心投身大众教育的参与者，调动一切智慧和道德的力量，致力于重建乡村的精神，提升整个民族的灵魂。像我们学校办公楼的传达张老师，在那个时间长、收入微薄的职位上，勤恳热情而充满尊严地工作着，从而得到了许多师生的尊重……
我们常痛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社会方方面面都让人沮丧：官场腐败屡禁不止，商人无良难以遏制，连象牙塔也早已为铜臭和权欲所污染。有时甚至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坏人当道，好人不得志。但事实是，德不孤，必有邻，高洁的人虽似不多，但绝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少，只是因为他们沉默，因而当许多人为追逐名利而如夏日泥沼中的蛤蟆般不停聒噪力图引人注目时，他们像无言的大树，默默地站在地平线，抵挡风沙侵袭，保护人性的绿洲。
年少彷徨时，读到鲁迅的那句话：“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我百思不解，为什么是“我的罪过”？
后来经历世事，终于明白，那是因为我也是野草，不是乔木，在狂风袭来的时候，无力地挣扎俯仰。很多人选择俯首，以为更安逸更自保，甚至浑水摸鱼捞取利益，岂不知这只会使狂风更肆虐，人心变为荒漠。只有那些品行高洁又具备人生大智慧的君子，才会不汲汲于浮名私利，以参天大树的尊严，屹立于风沙之中，召唤雨露虹霓。比起那些小狡黠，我们应该取大智慧，长得更高，站得更直，当所有的野草都长成傲立的乔木，才会站成一道防风林，抵挡飞沙走石，漫天黄沙才会知难而退，更多的人安全才会得到保障。这是善的智慧，也是人类赖以生生不息的动力。
那些大树们，就是我的人生导师。我希望自己成为乔木，可能还不够高大，不够繁茂，在他们面前，我心怀崇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并选择与他们站在一起。
作者：王爱燕，外国语学院（舜耕校区）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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